转身并不华丽

从每天为单位的生存发展而日理万机的国企设计院院长到吃皇粮、出官差、衣食无忧的省厅处级国家公务员，可谓华丽转身。

然而，转身并不华丽。

就像黄宏演的小品，那个发达起来雇了男保姆的擦鞋匠，几天不擦皮鞋，膀子不得劲，哪怕是保姆的皮鞋，也要甩开膀子擦，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当然，我的生命还没有卑贱到一定要日理万机，也不是放不下权利，一般女人的权利欲本就很弱，更不是不甘寂寞，本人一贯以内心世界丰富自诩，而是一丝怅然，些许失落。在市场经济中的设计院，每一个人的存在，都要有他的价值，因为企业为其付出的每一份工资和奖金都要求回报（反之亦然），如果得不到回报，主管部门会想尽办法将其放到合适的岗位，否则，是领导的失职。而在政府机关，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个位置，人们看重的只是格子间里的位置还是单间里的位子亦或是套间里超大办公桌后的位置，而位置上那个鲜活的生命倒常常可以忽略不计。

有一种人生叫完美

今年，似乎是巨星陨落之年：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贝时璋，每一位大师离去，都会引发我即时性对大师功绩的缅怀和痛失先贤的叹息。然而，大师仙逝，“小师”的生活还要继续，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不能少，看完报纸，同事间感叹一阵，唏嘘几句，也就了然。可今天，看各家报纸对航天之父钱学森的挽悼，突然使我生出写点什么的冲动。

钱大师对人类航天业的贡献，对火箭、导弹的创举，不是我等小辈所能评论的，让我赞羡不已的是他完美的人生。看过很多伟人的传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无论多伟大的人都有凡人一样的七情六欲，虽不会像凡人一样为生计奔波，小的烦恼总会有一星半点的，可是我相信我们的钱大师没有。他有多么完美的婚姻：门当户对、青梅竹马、才子佳人、才貌双全、钱夫人的漂亮，让我惊为天人，即便是被美国人软禁的日子，都过得琴瑟和鸣，有声有色；他有多么出色的后人，一双儿女，品种齐全，不多不少，均事业有成；他有多么理想的亲友，钱氏家族，名门望族，家学渊源，连“诺”奖也只能作为微小憾事而被弥补；他有多么完美的自己，科学巨匠，才华横溢，品貌俱佳。站在大师面前，我等原有些沾沾自喜的小人物，颜色顿失。联想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尚能自勉，厚德载物，应需几代人的积淀，实属望尘莫及。

 

                                                     弟弟的背影
      2000年，弟舍弃了他大学讲师的职务，携妻带子，移民加拿大，目前是多伦多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终身员工。九年间，他共回国三次，时间累计不到两个月，而且每次归来，亲朋聚餐、同学见面，家人远足，逛街购物，我和他竟没有一个促膝长谈的机会。三天前，他第三次回归又离开，我本来想提前一点去送他，顺便唠唠家常，可又被妹抢了先，他前呼后拥地被送走，我只能不无遗憾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此刻，当我写下这一行题目的时候，禁不住泪眼婆娑。
      弟比我小九岁，出生在文革的前一年。依稀地记得他还是婴儿时，奶奶喂他苹果泥的情形。我趴在奶奶的身边，眼睛盯盯地看着奶奶的手，奶奶先用小刀削苹果皮，削掉一块塞到我的嘴里，这时我会喊一声：削厚点，奶奶就又削一块塞到我的嘴里，然后就用小勺刮苹果泥给弟吃，刮一会儿，又削一块皮塞到我的嘴里，我还会喊一声：削厚点，就又有一块果皮进到我的嘴里，如此这般将一个苹果吃掉。奶奶在给弟弟喂牛奶时，先把生牛奶熬沸，晾到合适温度，牛奶上面会凝结一层奶皮，奶奶就给我吃了奶皮，再将牛奶倒进奶瓶喂弟喝，我总是央求奶奶，再晾一会儿，巴望再结一层奶皮。
      弟渐渐长大了。我还记得他唯一的一件奢侈品，一只绿、白、橙三色相间的造革小兜，就像现在幼儿园的小孩子用来装水果的小兜大小。那时，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学校因文革而停课闹革命了，学生们闲得无聊，不知谁起的头，我和邻居的一帮小孩到家附近的101中学锅炉房捡煤核，记得很清楚，我拿家里一个废弃的枕头套当容器，每捡满一袋，就兴冲冲拿回来给奶奶看，再倒进门口的煤栏子里。一天，我早已结束“捡煤工程”，坐在家里，弟突然从外面进来，捧着他的造革小兜，说了句，看，这是什么？我们一看：一小兜煤核。
      在弟五岁的时候，父母走“五。七”道路，我们全家下乡了。那时他整天不声不响，跟着屯里的小孩子搓泥蛋，用弹弓子打鸟。其实，他是打不中的，经常是别的小孩打下来给他，他就拿回来给我，烧火时我就把鸟放到灶坑里烧熟了，吱啦吱啦地吃，弟是不吃的。我学会骑自行车后，经常奉父母之命去沟帮子赶集买花生、黑鱼、花盖梨啥的，每次都“觅”父母一点钱到沟帮子新华书店买小人书，回家后藏在炕席底下，再偷偷拿到学校去看。一天，我正蹲在灶坑前烧火，弟穿着跨栏背心，打着响指从外面进来，一会儿又从屋里出来，背心里装满了我精心收藏的小人书，想不到自以为严谨的秘密早已被他洞悉，我恼羞成怒，大吼一声“站住”，一把抓住他，十分霸道地从他背心里将小人书掏将出来，他仍然不言一声，打着响指走了。
      后来，弟跟着父母回城了；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后来，我毕业、结婚、生孩子；再后来，弟也上大学了。 
      弟念的是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是与计算机语言有关的一门学问。他们班有一位当年的省级高考状元，将东平，家住鞍山，只因患有比较严重的小儿麻痹，才被录取到辽大，否则是应该到清华、北大的材料，弟对蒋东平渊博的知识面佩服得五体投地。蒋东平走路困难，不能经常回家，又酷爱吃肉，当年的学生伙食是很清淡的，弟就不时回家，让妈做一饭盒红烧肉，带给蒋东平吃，每隔一个月，弟还会把他一直送到火车上，再由他的父母从火车上接他回家洗澡。
      弟在读研的时候，班里有一位绰号“郭沫若”的同学家里十分困难，总不舍得在食堂买好菜吃，那时我的工作单位就在东大旁边，弟让我请“郭沫若”大吃一顿。有一天中午，我在单位旁边的饭店点了锅包肉、溜肉段、京酱肉丝、软炸里脊等一堆肉菜，还有两瓶啤酒，请他俩吃饭，弟问他，一斤半米饭够不？我说：够了够了，你俩一人半斤，我二两就够，弟说，我问他一个人一斤半够不？“郭沫若”红着脸说：够了。
     儿子小的时候，每到寒暑假，我会把他送到当老师的父母家去，弟也放假在家。周日，儿子回家对我说，我舅带我到九路吃螃蟹去了，我舅买了两只螃蟹，我吃完一只，我舅唆我吃剩的壳，他说我没吃净，我就把第二只吃净了，我舅说不如不告诉我了，第二只他一点味也没唆着。儿子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着一个大男孩领着一个小男孩的形象。
     弟工作了，就在母校教计算机。
     弟结婚了，媳妇也是同校的老师。儿子给他的新娘托婚纱，我给他的婚礼作主持人。
     弟有了自己的女儿。
     弟移民加拿大的第二年，儿子考到清华大学电子专业。弟打来越洋电话对儿子说：刘畅，舅妈让你将来收我做你的博士生。
     2007年，爸妈去了加拿大看望弟一家人，只呆了55天就回来了。爸说，他多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弟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随后就是弟和弟媳为了离婚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我一直想不明白，憨厚、老实、富有爱心、与人为善的弟怎么会走到离婚这一步呢，在那个不远万里的白求恩的故乡，一个中国人的家庭本已孤独，再把它一分为二岂不雪上加霜？
     现在，我真的老了，我经常把儿子和弟的名字叫混，但无论儿子和弟都是我的软肋，碰一下，立即化成一汪忘情水。
     弟也老了，虽然身材依旧高大，沉稳中却略显迟缓，原来浓密的黑发已然稀疏，身着先生淘汰下来的夹克衫，足踏先生不喜欢的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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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那样的憧憬延安，从“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的歌声中：宝塔迎朝阳，延水金光闪；曾经是那样的向往延安，从“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中：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曾经是那样的迷恋延安，从“理想之歌”的诵读中：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燕，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

在人生的第五十三个年头，我终于来到了延安，站在宝塔山上，遥望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延安鲁艺、抗日军政大学、延安保育院旧址，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当年有多少仁人志士在这里奋臂指点江山，有多少进步青年在这里抛洒血色浪漫，有多少烈士遗孤在这里尽享党的温暖。那时的延安城，是中华民族跳动的心脏；那时的延安人，身上聚焦着四亿中国人的目光。五十三岁的我，穿上当年的红军军装，绝非是逢场作戏，更不是哗众取宠，是对革命圣地的顶礼膜拜，是对开国元勋的至尊至爱。身体接受标办同仁的争相拍照，内心却在和先驱们做一次隔世恳谈：亲爱的前辈先人，今天的延安，七十年过去，宝塔依然耸立，延河却已干枯，街道尚显狭窄，山路照样崎岖，供副厅级以上领导镀金的奢华干部学院和古朴的枣园窑洞隔街相望，兜售剪纸、饰物等纪念品的围着白羊肚手巾的老汉汉和衣着陈旧的婆姨们与枣园的伟人雕塑相映成趣。老区人民正在脱贫，石油管道遍及大街小巷，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娃娃们开始普及义务教育，黄土高坡代之以一片新绿。所有这些，可否告慰你们的英灵，可能满足你们的夙愿？你们走了，一去不返，当年的北京知青却数回延安，修水坝，建林场，种果园；现任的总书记除夕夜访延安，走电厂，进窑洞，话明天；风靡全国的红色之旅为延安带来了生机、商机和新的挑战。

安塞腰鼓震天响，信天游一曲冲云天。质朴的延安，妖娆的延安，辉煌的延安，隐忍的延安，我心中永远的涅槃。

                                                                                  内心独白                          
                                                                                2009.6.25
      从昨天下午直到现在，黯然神伤。
      昨天上午10时许，我的挚友孔彩云打电话来，说如果不忙的话她马上过来。我说不忙，到我这吃午饭，她声音低沉地说：“吃不下去了”，以小孔阳光、开朗、健谈的天性，我当即意思到：出事了。联想起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忙于婆婆的肾病治疗，每周三次透析，一定是她婆婆去世了，她们婆媳一直关系密切，一朝阴阳两隔，谁都难以接受。我当即拿出纸笔，唰唰唰写下需要了解的自然情况，只等豪气地告诉她：写悼词的事我包了。不一会儿，张晓娇提着包进来了，显然是小孔通知她到我这聚齐，我们三个是最能谈得来的密友，小赫称我们是“三剑客”，以这种方式相聚还是第一次。我只觉得脸上发麻，预感到有大事发生，以我的想象能力，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她和爱人崔巍打架了，打得不可开交，要闹离婚，但我马上否定了自己，因为她和崔巍关系好着呢！说话间，小孔来了。我立即说出我的猜测：崔巍妈妈去世了。小孔说了一句“崔巍出事了”，立即泣不成声。
      事情发生在再前一天。省设计院为职工在金秋医院例行体检，提前通报了崔巍的体检报告：胰尾占位性病变，4.6×3.2厘米。随后他们去了肿瘤医院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小孔说：这不就是癌吗？我和张晓娇问了崔巍的近况，小孔说除了瘦了10多斤没别的，但最近崔巍很忙，每天都在工地忙到半夜，前一段打网球运动量也很大，还以为是减肥成功。我有我的前任孙军和院长因患肝癌从发现、治疗到去世的经历，张晓娇有她的妹夫也因肝癌去世的经历，我们三个臭皮匠立即拟定了治疗方案：先不告诉崔巍，让崔巍的弟弟崔嵩到北京301医院找人会诊，办好住院手续后，即赴北京治疗。
     午饭后，我和张晓娇分头上网，查找有关胰腺占位性病变的资料，我查到的情况比较乐观，立即打电话告诉小孔，占位性病变有良性和恶性两种，发生在胰腺也有良性囊肿。小孔哽咽着跟我说，肿瘤医院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比预想的还严重：胰尾癌晚期肝转移。手术治疗已经不行了，北京301也用不着去了。于是我们分头赶往医大一院，拿着CT片子和化验结果，听听那的专家怎么说。我又去找了曾经帮过我的袁媛教授，她领着我们从五楼到二十三楼，从外科到内科，从主任医师到国内知名专家，结论是一致的：癌症晚期已转移，所剩的时间以月计算。需要进一步确认的是原发部位是胰尾还是胃？如果是胃，其恶的程度会小一些，治疗过程还可以参与一个国际科研课题而享受免费待遇。其间，袁媛似乎看透了了我们的心理，把我们想问又不知怎样问，该不该问的问题，全部提出来，由医生一一解答。
      在我们为崔巍奔走的时候，他一直还在办公室忙碌，间或给小孔发短信，问情况，小孔一直敷衍他。因此我们分手前的最后一个议题是:怎样向崔巍交代。袁媛交代小孔，不能说的很轻，因为马上要化疗，明白人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能说太重，怕他失去生活信心。于是决定，就说检查结果让崔嵩拿北京去请高人指点了，这边需要再做一个胃镜查一下。
     通常，我下班到家的第一件事，打开电视和DVD，先看上一段前一晚未完的影碟，再研究晚饭，总之就我一个人吃。可是昨晚回到家，我满屋子乱转，躁动不安，茫然不知所措。晚些时候，小孔给我发来短信说：“装没事太难受了。明知去化疗就是增加痛苦，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明天还要去开会，由他去吧，也许是最后的演讲了。别回信”
    今天一早，趁小孔再次来电话通报情况时，我告诉她，住院交的押金就从院里借吧，我们孙院长当年住院时就是这么办的，最后由院里结账。她说：我不想这么做，昨天崔嵩也说了钱的事情，我还有一处房子，等房子折腾没了，再跟大家提钱的事情。闻言，我已泪流满面，我给省院的杨晔院长打电话，告诉他小孔的态度，并提醒他应该向建设厅主管领导通报一下。
     此刻，我坐在办公室里，满脑子都是崔巍的形象，我想起了前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们几家人去市郊挖野菜，我暗自欣赏他们几个男人：刘书卓扛着大镐奋力挖掘，很有当年知青的风范，张智拿把菜刀手不闲嘴不闲，怎么看怎么像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崔巍拎把铁锹活干得不多，不时发号司令走哪都像党委书记，当然刘慧鸣全天候振兴皇姑区是不能参加这类活动的；我想起了今年春天我同杨晔、崔巍到皇姑区委去见刘慧鸣，崔、刘两位书记互相打趣在坚持科学发展观，扶贫济困工作中应为辖域寡妇做点实事；我想起了前些日子请香港瑞安开发商吃饭，崔巍问我为啥来这么早，我说看看“哪些菜可以有”，他学着赵本山的口气说“不差钱，随便点”；我想起了每当建设厅直属单位一把手开会或聚餐，我都会因为只我一位女性而倍感孤独，总是崔巍来为我化解忧患；我想起了他不时帮我出主意，通报信息让标准图多赚点钱，并关照我不能在设计院靠到退休会把人累死；我想起了他一直约刘慧鸣吃饭，又一直因为太忙而不能如愿，我还期盼有一天我们组团去贵州看张智和黄果树。。。。。。。
     如此生动的画面，如此鲜活的影像，顷刻间即将变成最后的剪影和不能实现的遗愿，怎能不让人五脏俱焚、痛断肝肠！我再次感叹人生的惨淡，岁月的无情，我们根本不应该祈盼什么高官厚禄、五子登科，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周围的至爱亲朋都平平安安地活着，不时发一个问候的短信，偶尔相聚小酌，平淡而温馨，直到老得坐在摇椅上，我们会有时间慢慢地聊那过去的事情。